(46)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在正式颁布并实施的民法典中规定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罗斯福没有想出第三种自由的名称，尽管他清楚第三种自由的社会意义。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明确宣布以尊重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该组织的宗旨之一，这表明联合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有本质上的区别。
[31] 1945年2月11日，在《苏英美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中，三国领导人声明：唯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的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而且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所有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一切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110]在旧金山会议上，乌拉圭以及挪威、新西兰代表团曾建议宪章明确规定会员国负有尊重基本人权的义务，但未能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的支持。如果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134]正是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由联合国主持制定、各国缔结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以及实施机制的国际人权条约。甚至在1933年上台之前，纳粹的征服计划就已经制定好了。
因此，尊重人权已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一项基本义务。[55]这样，在中国政府参加敦巴顿橡树园第二阶段会议之时，关于种族平等的提案已被削除。(66)至君主制时期，依托皇帝权威的成文法逐步成为基本法律渊源。
秦汉中国基于统一的执法标准，设置了严格的司法责任制度。(114)在刑事领域，公元2、3世纪的学说和法令指出，非常设刑事法庭的法官如果违背君主敕令作出判罚，将被追究罪责。(57)目前传世的秦和汉初律令简牍都是随葬品，在官吏墓主的身后仍与其相伴，可见受重视的程度。(43)参见宫宅洁：《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杨振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155页。
(59)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薛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33、112页。(99)在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刑法主要只涉及索贿、选举舞弊、叛逆、暴力、贪污、谋杀、投毒和弑亲等严重恶性行为。
⑨官僚范围逐步扩大，秦和汉初的官府低级人员以类似服役的方式计日取酬。另一方面，到君主制时期，科层制日益强化，通过依审级上诉等方式管控法官更加严格。先秦时代，除道家外，其他各家均普遍主张法自君出，生法者君也(《管子·任法》)。中西方的这种差别在秦汉—罗马帝国时代之前就已形成。
(55)参见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38页。确定何种行为和纠纷涉及公共利益而应由国家权力介入，何种仅涉及当事人私利而可意思自治，时空不同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主要基于国家如何定义其管理职责的边界。在秦汉时代，一项颇具代表性的制度是强制要求告发劫持案件：被劫持人质的同居者若不报官，将与劫持者同罪、受到磔刑的严厉处罚，并连坐妻小。特色的形成有其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王彦辉：《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115)Richard A.Bauman,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Rome,London:Routledge,1996,pp.136-139. (116)Clyde G.Pharr,trans.,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p.16-17. (117)Jill Harries,Law and Crime in the Roman World,p.70. (118)Geoffrey MacCormack,"The Liability of the Judge in the Republic and Principate," pp.25-28. (119)Jill Harries,Law and Empire in Late Antiqu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61-163. (120)参见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第27—31页。
(109) 当然，强调政治权力结构对法的运行和侧重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并不否认和排除其他要素的作用。参见J.M.Kelly,Roman Litig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66,p.20. (79)Ernest Metzger,Litigation in Roman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81,153-154,175-177. (80)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p.73-82. (81)Andrew Lintott,The Romans in the Age of Augustus,West Sussex:Wiley-Blackwell,2010,pp.115-116. (82)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第510—511页。
反观同时代的罗马，共和时期的刑罚仅有罚金和死刑(及其替代刑驱逐法外)。(12)汉武帝时期强化上计制度和察举制度，郡守和国相对属县控制明显增强，在地方治理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8年，第210—218頁。虽然对前述有些司法责任新规则的理解及执行状况存在不少争议，但法官承担责任的事由和主体范围都有扩大之势，这与帝制时代集权趋势下君主权力扩张、法官具有更集中和主导性权力、司法标准趋向稳定统一密切相关。有学者将中国与西欧的诉讼特色分别归纳为父母官诉讼与竞技型诉讼，(73)强调的就是司法过程中国家公权力参与程度的对极性。参见John Richard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227 BC to AD 117,Bristol:Bristol Classical Press,1984,pp.30-31; Andrew Lintott,Imperium Romanum,London:Routledge,1993,pp.50-52. (19)G.P.Burton,"Proconsuls,Assiz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under the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5,1975,pp.102,106. (20)G.H.Steven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39,pp.110-112; Andrew Lintott,Imperium Romanum,pp.106-107. (21)在帝制前期，地方的各种权力具有相互制衡性，其中元老院阶层是主导力量。
(75)参见宫宅洁：《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第247—256页。参见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77页。
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代承续，通过使用富含律令术语的习字材料教学、律令摘抄和传达等方式，官员们得以掌握基本律令知识。前者是经济范畴，后者主要是意识形态范畴。
社会结构、经济方式、观念意识等其他诸多要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也都需要考察和探究。(16)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p.68. (17)Alan K.Bauman et al.,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344-370.行省自治的不同状况从共和末期就普遍存在。
(92)中国传统文化是礼法文化，强调礼义、推崇无讼，但没有个人权利观念。因此，秦汉时代可作为探讨中国传统法及政治权力结构的关键和代表性时代。同时，集权体制将最优质的立法资源集结到中央政府，如萧何从被焚前的秦宫中收集的前朝立法，叔孙通、张汤、赵禹等一大批为宫廷效力的律学名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水平的统一立法活动。目前比较的努力完全不否认法律近代化，并充分承认相当程度上引进西方制度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但强调应以文化多元的视角，更深刻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法与传统，并解释法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
⑥谭嗣同：《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页。反过来，能动型的强势国家也往往以政治集权为基础，如果政治权力分配上多派林立对峙，则不易组合和形成强势力量。
刑事案件中，公元初年提比留乌斯(Tiberius)时代起，法官可对被告施加刑讯。三、法的施行方式 在不同政治权力结构下，法的执行方式有明显差别。
从先秦时代，商王自称余一人，西周君主是奉承天意、统率群宗的天子，这种具有神性的个人集权格局，在罗马的王政时代结束后，直至帝制晚期君权神化之前都未曾出现。(14)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9页。
参见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282. (84)中国传统法律以刑事性为特色的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国家权力和观念。法学家的作品已无足轻重，以皇权为基础的法典编纂等立法活动成为法律发展的动力，法典、敕令和敕答等成为法学发展的代表性成果，(72)规范逐步定于一尊，也终结了学说纷呈的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13)通过官僚体系的管控，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
参见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49)参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在以历史为试验场的这种解释性比较中，本文试图揭示政治权力结构和法这两个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53)律令作为法的表现形式，其制定和权威都来源于君主，即西汉杜周所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54)西汉中期，律作为具有更稳定权威性的规范，书写于3尺(周制。
中国帝制时期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民事性事务的规范制定和纠纷处理方面都倾向于采取退却和相对放任的态度，(105)是因为采取国家主导的模式处理案件对基层官府是巨大负担，(106)倒逼官方不得不放弃对一些民事细故的干预，以便将资源集中于其他问题的充分解决。参见水间大辅：《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与岳麓书院藏秦简〈为狱等状四种〉之形成过程》，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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